《植物园》一书的封底上标明：“198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克洛德·西蒙的作品被翻译成二十八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出版。”这就显得我们有必要提醒读者，法国小说，尽管人们说它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得如此糟糕、如此渺小——以至于可以允许那些卡娜德拉说，我们最最神奇的出口产品遇到了历史性的下——但毕竟还拥有一个得到普遍承认的活着的代表。至少有一个。
或许，确实有必要发出这一提醒，有必要唤醒沉睡了的记忆，因为克洛德·西蒙还没有悄悄地滑入法兰西式的“大作家”模子之中。时间会安排事物。在他最初发表作品的时候，他被认为是先锋派，或者是丑闻者，或者太革命，或者因为新颖而无法卒读，当这位大作家并没有乖乖地在他的新酒中兑水，并没有放弃自己当初的大胆尝试的时候，他发现，他已经被公众趣味的进展渐渐地追上了。新颖成了气候，发明变为通常的阅读。人们看到追随者如百花齐放，他们之于作者，恰如成批流水生产的汽车之于设计的原型。成百的普鲁斯特，成千的塞利纳，证明出来的却是，只有一个塞利纳，只有一个普鲁斯特。昨天那不可接触的挑拨离间者，今天摇身一变成了开路先锋，成了确信的价值所在，成了经典作家。
六十年来，克洛德·西蒙一直在写作、发表。六十年来——不妨说五十年，就算他最早的书什么都不值，就算那时他是在福楼拜的阴影下做练习——面对着绝大多数的批评和绝大多数的法国公众，他似乎碰撞在了一种固执的、厚实的、无法突入的抵抗上。他的每一本书——到今天已经有二十多本了——都面临了同样的封闭，同样的惰性，同样的老调唱出的同样的抱怨：说作品令人厌烦、无法卒读、没有故事、晦涩难懂。以至于《弗兰德公路》或《农事诗》的敬仰者竟落到某种滑稽的处境中，不得不为一部他们明明知道根本不需要请律师的作品做“辩护”。
《植物园》也不会例外。克洛德·西蒙遵循其开创的文学道路的能力没有改变。《植物园》并不仅仅是克洛德·西蒙的新小说，这是一部新的小说，一本年轻的书。对早早已经丈量过的大陆的勘探，但却以另一种步子，用另外的工具，按照另外的规则。指责西蒙一本书接着一本书地重复同样的小说因素，就如同指责伦勃朗四十次面对着他的镜子画自己，同样的荒唐。《植物园》，如同克洛德·西蒙的大多数小说，属于自画像那一类。
小说的最开始是一段蒙田的引语，像是一块招牌：“无人能描绘自己生命的确切图像，我们只得取其片段。（……）我们都是小碎块，具有如此无形而多样的结构，每一块，每一时刻，皆有自己的戏。”这里标明的，不是书的计划，而是它的素描：叙述一个生命，它从来不是一段直线的、有着固定方向的轨迹，而是一堆杂乱的小碎块和断片，不断地被记忆重新组织和改变，最后被文字赋予一种形式——倘若还不能说是一种意义。同蒙田的《随笔集》一样，怀着同一种巴罗克式的愿望，即不把繁多简缩为单一，《植物园》不是一本平平展开的书，而是片段——肖像、引语、注解、描绘、照片、档案——的一种凝结，这些片段彼此呼应，彼此对立，贴合，滑动，改变着它们的邻近和它们的回声。
但是，蒙田作为人文主义哲学家，寻求的是通过认识自己来认识人与世界的秘密；而克洛德·西蒙是作为艺术家和小说家来写作的。认知不是他的事，他要做的只是创造。《植物园》创造了我们鲜艳的世纪的一种鲜艳的形象，它因其真实而激动人心。这就如同弗兰肯斯坦博士（Dr．Frankenstein）邀请我们参观他的实验室，要和我们一起分享他的经验。不仅仅要为一个东拼西凑的小精灵吹入生命的气息，还要赋予他一段历史、一种记忆、一种社会生活。另外，更要让那些围绕着他的、改变着他的东西活起来，生动起来，即那些他看到的，他早已经看到的、感觉到的、听到的、渴望的东西，还有由他的记忆所保留、所发明的那些变动着的形象。还有那些事件，不论是残碎的，还是巨大的，尽管它们有时候远离着他而发生，但由于逻辑与偶遇的无法控制的游戏，会改变他那曲折的、无法揭示的行程。还有，死亡的感觉。
在小说一开始，便是一片混沌。残屑、断片如同散乱的肢体；同时的形象——一些来自美洲，一些来自亚洲——好赖被小说家引入到书页的表面，就仿佛眼睛同时盯着许多屏幕看。“这是不可能的，但人们总可以试一试。”但愿那些贪图舒适的读者不要因这些生硬的启动而气馁：渐渐地，叙述形成结构，然后，按照与悬念规则同样有力的一种具有敏感性的活力的规则，又孕育出别的叙述，这就如同在《神秘的毕加索》中，人们以为十分任意的一种带色彩的直线与圆圈的游戏，开始显出一只公牛的脑袋，随后变成一个竞技场，再后来变成一场殊死的搏斗。
由此出发，就是节庆，尽管这一节庆总归是悲剧性的。在这一写作的光耀中，爆炸的无疑是我们的世纪。小说中，有这一世纪有组织的、冷静的屠杀，有它神奇的和无力的首领，有它受骗的但又自信得很的活动家，有它无限的、讨厌的闲聊——西蒙很乐意利用普鲁斯特，有它饱餍的和饥饿的城市，有它作弊的审判，有它世俗的艺术家，有它树立起的和被损害的声望。一幅神奇的废墟之景，如此的巨大，以至于我们决定不再相信它的现实，这现实超越了我们，压倒了我们，我们的眼睛看久了实在有些疲劳。甚至，由于在所有的地平线方向上寻找极点，连指南针都失灵了。《植物园》将始终是一部写我们历史之荒唐的伟大作品。“在我看来，要在文学市场上拖曳我心灵的内情，对我的感情作一番漂亮的描绘，是一种不合时宜，一种卑劣行径。”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写道，西蒙也引用了这句话，无疑是为自己的目的所用。但这位俄国作家还写道：“然而我不无痛苦地预见到，要彻底避免感情与思考（它们甚至保不准还是平庸的）的描述，也许是不可能的：任何的文学努力，即使它仅仅只是为自己而作，也都那么使人道德败坏。”西蒙有些献出了他自己，兴许不无痛苦，违背了小说家应该保持冷漠的原则，这条从福楼拜以来始终被看得很严格的规律。他以一种十分的节省来做——一个跟他很相像的人物叫作S——恐怕只有理论上的阿亚托拉会以革除教门来打击他。此外，这也没有什么遗憾的：长期以来，克洛德·西蒙早已经被驱逐出所有的教堂。
相反，读者们将会很高兴地看到西蒙最近那些小说所宣告的和准备的让步。人们显然没有料到，作者安顿在舞台的前台，夸夸其谈，归纳重点，一针见血，摊开碎片展示他的心灵和他的脑海。他的内心始终停留在文学上，但重要的是，人们能听到他的喃喃自语和他的深深叹息。克洛德·西蒙的文字已经对我们讲述了他的感觉，他对物体及人体的视觉、触觉、嗅觉性质的特殊感知，他那画家般的眼睛，他摄影师般的窥淫癖。众多的特征证实了他的一个愿望，即坚守在事物的外部，与一种很成问题的内在性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
但是，在《植物园》修补过的大壁画上，还混杂有别的东西：一种讽刺挖苦的趣味，在我们看来，这有一点儿杜米埃（Daumier）某些精彩雕刻作品的味道，例如，这一段对英国女王某次访问巴黎作的速写：“……她向前走来，微笑着，放慢了脚步，微微点了点头，接着又走动起来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女子，甚至不是一个简单的女王，而是（她父亲曾统治着地球上三分之一的地方，她本人却只不过统治着一个半毁的、附庸于富有的老大哥的民族）某种既和蔼、又脆弱、又卓绝的什么，因她的服装、她的裙子和她绣球花色的帽子，她像是一朵稀罕的花，尽管有些褪色，因她的举止，她像是一艘装甲舰的艏柱和银行上的三角楣，哪怕已经有些破损。”
作为这一幽默、这一冷酷的对称物的，则是另一种贪吃的美食家的形式：“这一揪人心肺的、伤感满满的贪婪，那罪犯正是怀着这种贪婪看着他周围的世界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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